“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名著中的望族也难逃“五世而斩”

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家族生活为题材描述了 百年望族贾府“五世而斩”的精细历史，书中贾府自 “水”字辈至“草”字辈恰好五世，五世而斩描述的就是 “创业、守成、挥霍、败落、灭亡”的过程。

第一代：宁荣二公（贾演、贾源）马上“得天下”，建立了贾府的基业。

第二代贾代善和贾代化，雄风犹存，尚可守成。

第三代，即“文”字辈，已经退化为昏聩无能的一辈，贾赦又贪婪又严酷又不要脸；贾政虽然看着稳重一些，但谨小慎微，也是一个无作为的人。

第四代，即“玉”字辈的贾珠、贾宝玉、贾珍、贾琏、贾环，最优秀的贾珠早死，除了宝玉，贾珍、贾琏、贾环这三个都是心术不正。

到第五代，贾家就彻底沦落了，贾蓉等堕为一群聚赌放荡之徒。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荣宁二公创下的基业终于毁在了后代儿孙之手。“水代文玉草，一代不如一代”的故事正应了“五世而斩”的 宿命理论。

为什么千年历史中难寻“百年财富世家“？

从历史角度看，财富传承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文化结构和政治模式决定的。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方面，世界各国在农耕文明时代差别不大，财产创造能力都不强，主要财富的表现形式是土地、房产、金银珠宝等，但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的差异和演变成为财富传承差异的主要因素。 在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中西方的家和国都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的政治文化的本质是家国同构，中国古代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家族。特别是在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后，统治者扩展家族的秩序，而用来治理天下。对天下来说，周王的姬姓家族是核心，而到诸侯国、大夫和士，层层分封，亦是这种建构。

虽然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废封建而代之以郡县制，但家国同构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核心结构，如《大学》所言：“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由内及外的环节中，“齐家”是最关键的一环，家即是每个成员最重要的庇护所，又是治理好国家和天下的起点。从古至今，中国人有关家族文化建设和传承的家训、佳话和论述汗牛充栋。

中国是家国文化，在家国文化里面，家长拥有很大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极大的责任，有责任照顾好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健康与发展。这种家国文化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与家族财富管理也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家风传承主要通过对教育的重视，对一些家规的坚守和对祖先的敬仰，但是如果进一步探究包括孔子在内的文化家族，我们会有初步的印象： 中国古代著名家族以文化作为传承的主要载体，而不是财富。

历史上中国也有过许多巨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过一些大富豪如陶朱、白圭、乌氏倮、清寡妇，等等，曾经家资丰饶，富埒王侯，财富的代际传承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东晋的大臣陶侃，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到了他的曾孙陶渊明，家境已很是贫困，若不为五斗米折腰出去做一个小官，那么只能自己耕种为食。

另外，不同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即无论欧洲某家族生了多少个儿子，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家族的全部家产。中国向来是几个儿子平分，长子只具有宗法意义上的特权，如管理祖祠、祖坟，主持祭祀的权利。

在均分财产制下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均分之前的财产实际为共有财产，只有父家长才具有对共有财产的支配权。同时财产的共有隐含着子女可从中享受到一个份额的意义。这意味着子女有权从共有财产中获得资助。因而具有财产支配权的父家长只要不实施财产的分割继承，就有责任为子女的各方面包括婚姻问题承担责任。 在家长制下，子女的婚姻及财富在分家前不是独立的，个人财产权利是不清晰的。

古代中国的财富以田地、住宅这类不动产为大宗，加上古代中国人信奉多子多福，因此一个大家庭哪怕有1万亩良田，若有五个儿子，第二代继承，每人成了2000亩。而五兄弟若每人平均再生五个儿子，到第三代就每个小家庭只剩下400亩了。 财富总量增加很难，而拆分却很快，即使没有天灾人祸，“富不过三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更不用说在这个2000多年帝制的时代里面，由于没有现在的法治制度和工商文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官府其实很容易让一个大地主一夜之间变成平民，所以财富传承变得困难。

西欧财产的不可分割制从原则上否定了大家庭的普遍存在，而只能造就以核心家庭为主流的家庭形态。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并未被剥夺在父母家中生活的权利，但是其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诸如不能在家中结婚，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听命父母或已继承家业的兄长的摆布。因而，如果他要获得一种完整的生活，或者为一种完整的生活作准备，就必须走出家门。 大部分年轻男女要经历一个先创业后结婚的过程，这个过程让财产的所有权非常明确，在中世纪中后期，西欧大部分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以货币为支付手段的雇佣劳动成为普遍现象。那些没有继承资格的平民子弟往往到别的社区或城市去作佣工。

从社会政治体系看，东西方的差异也对于财富所有权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不同。

在东方，家国文化下，皇帝是一切，律法是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工具；在西方发展历史上，几经征战，形成均势，也带来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以及“国王可以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的国王也不能豁免的法治精神，上至国王，下到农奴，各个阶层间直至个人之间都由某种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习惯法或成文法予以保证、约束。到13世纪初，在西欧和中欧更是几乎于同时期内产生了两部著名的限制王权、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文件：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与匈牙利的《黄金诏书》。社会结构的多元性——教会（及其修道院），王室，贵族，农民，以及稍后出现的市民阶级和独立的知识阶层。这种几乎总是处于 势均力敌状态的多元互动的格局大约正是西方文明充满内在活力的奥秘之一。它也保证了近代一度流行的绝对君主制不会堕落为东方式的君主专制，为后期私人财富保护建立了土壤，财富传承成为真正可以有效实施和讨论的话题。

结 语

在财富传承这件事情上，我们要从大的格局和历史的演变看到，由于社会组织、文化结构和政治模式的差异，东西方在财富传承与管理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想要你的财富实现百年传承，首先要考虑的是靠什么能够传承，即文章开头提到的 五大传承核心问题，下一期内容将展开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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